本文摘要：2021中超联赛落幕，时间已是2022年。 相比往年热闹，今年中超有些寂寞，无论是山东夺冠，还是联赛收官，都难以吸引大众眼球。 虽有少数广州球迷在楼顶上俯瞰球场、陪球队踢完最后一轮的感人场景，但不可否认，中超整体关注度已到历史冰点。 没球迷、没热度、没球星、没赞助，投资人纷纷跑路。 去年中超结束后，冠军队江苏解散是最大新闻，很多人认为那只是苏宁一家的笑话。一年后的今天，多支球队面临生存问题，江苏队解散原来只是个开头，中超面临的是系统性危机。

　　2021中超联赛落幕，时间已是2022年。　　相比往年热闹，今年中超有些寂寞，无论是山东夺冠，还是联赛收官，都难以吸引大众眼球。　　虽有少数广州球迷在楼顶上俯瞰球场、陪球队踢完最后一轮的感人场景，但不可否认，中超整体关注度已到历史冰点。

　　没球迷、没热度、没球星、没赞助，投资人纷纷跑路。　　去年中超结束后，冠军队江苏解散是最大新闻，很多人认为那只是苏宁一家的笑话。一年后的今天，多支球队面临生存问题，江苏队解散原来只是个开头，中超面临的是系统性危机。　　16家中超俱乐部，仅山东泰山、上海海港、河南嵩山龙门和大连人这4家未欠薪。

武汉2021年的工资只发了3个月的、重庆两江只发了2个月的，沧州雄狮、青岛黄海欠薪都在半年以上。　　金元时代两大土豪广州（恒大）和河北（华夏幸福），除了欠薪，还一度处在没钱维持基本运营的状态中。　　张近东“该关的关、该砍的砍”，于是解散了江苏队。

广州足球俱乐部，现在也成了恒大和许家印想甩掉的包袱，母体房企已欠债2万亿，昨天还爆出恒大海花岛39栋楼限10天拆除的新闻，所谓屋漏雨连阴，大老板四处堵窟窿，还顾得上小小的足球？　　　　资本已玩不转或不想玩足球了，地方政府不得不亲自下场了。　　中超末轮后，广州市体育局表示，广州人民喜爱足球，广州市委市政府支持足球，在广州队与广州城队遇到巨大困难时，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以人民的向往为导向，决心把两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继续搞好，再创辉煌。　　按照体育局的表态就是：彰显人民足球、政府有责的担当。

　　　　具体操作方式是俱乐部“股改”。“积极吸引有实力、有情怀的国有企业参与进来，共同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。”　　这是体育总局《“十四五”体育发展规划》中的精神，而“有关部门”定出了两个必须：俱乐部股改必须由地方政府主导，国企必须是最大股东。

　　具体构想是，俱乐部股权施行混合制：国企占最大头，原股东占一部分，同时吸引其他民间资本参股。在此基础上，有“433”（国企4、原股东3、其他3）、“4321”（国企4、原股东3、其他多个股东根据出资情况各占2、1）等玩法。　　听着像足球阵型，但别想有“442”出现。　　以广州队为例，在市政府接洽下，广州医药、广州汽车、广州城投等国企有初步意向，考虑入场成为俱乐部大股东；恒大或彻底退出，或保留为二或三股东；另吸引新的民间资本参股。

　　股改的实质，是原投资人撤资，政府入场，或自己入股，或再找国企接盘。　　　　可时至今日，中超各俱乐部的股改进程大多陷入困境。　　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障碍，俱乐部原有的巨额债务谁来接？原股东希望新投资方把债务接过去，新投资人又不想当冤大头。

当初江苏苏宁带着5亿债务找下家，经济强省江苏无人愿接，球队最终解散。　　当一支球队背负巨额债务，运营成本又高达一年几亿、十几亿时，即便是地方政府或者国企，想真的接过担子，也得掂量掂量。

　　在地方国企中，做实体产业的很少玩足球，因为玩不起。　　参与到中超股权改革的国企里，很多是文旅、城投集团的背景（比如接手山东泰山的济南文旅集团），它们实质上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，这类企业本身就存在债务问题，由它们接手俱乐部，某种意义上，是地方政府或用国家财政拨款、或从社会融资在玩足球。　　在如今的经济大环境下，地方政府也存在巨大困难，通过融资入股中超俱乐部，债务风险同样巨大。　　也许短期内救急可以，但这样的所谓“人民足球”模式，可持续性到底如何？　　有人说，股改是混合制的，地方政府和国企只是那个“4”，并不独立负担俱乐部，还会吸引民企和社会资本投入，来分担压力。

　　　　拿重庆两江为例，股改构想是“4321”的四分法模式，每年总投资3个亿，由四方按比例投资。两江新区政府是大股东那个“4”，原股东当代集团变为小股东“1”，但二股东和三股东（“3”和“2”）却始终未表态兑现承诺。　　为什么？话语权在大股东地方政府手里，足球俱乐部又是只烧钱不赚钱，没有利益可分，别人凭什么投入大把金钱，来当这个名存实亡的二、三股东？　　还有，地方政府是会换届的，新一届班子上来，还愿不愿继续履行前任的承诺，继续作为大股东注资？他要是一拍脑袋不再玩足球了怎么办？　　还有的地方政府，或因权力任性、或因实在没钱，占着股权但不出资，你又能奈他何？　　根据市场规律，有钱赚的行业和项目，自然有人趋之若鹜抢着投资，股权结构多元化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　　而投资足球俱乐部，根本没有盈利的可能，金元时代有人愿烧钱，是为了足球之外的政治资源和政策倾斜，再附带那么一点广告效应。　　可一旦没钱可烧、无暇自保了，足球带来的这点附加好处，也就无足轻重、可抛可弃了。

用张近东的话说：　　股改方案就像足球阵型，无论是433还是4321，纸面上都很美好，但现实中，“321”都对足球避之不及，或不愿下场踢球，或在场上消极怠工，只剩下“4”，这球还怎么踢怎么玩？　　　　归根结底，是投资足球的利益回报得不到保障的问题。　　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资，投资足球，获得利益回报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甚至是以人民的名义入场的地方政府，也不可能永远“公益足球”下去。

　　但投资中超和中国足球的利益回报框架，健康的投资环境，从来没有搭建起来，还不断遭到破坏。　　2018年，足协从中超球队抽调几十名U25球员去集训2个月，退出一线的郎效农炮轰说：“这已严重损害了中超联赛的制度、秩序和公平竞赛原则，对市场环境、社会投资足球积极性，以及足协自身的信誉都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性影响，危害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。”　　为了国家队成绩牺牲联赛、U23拍脑袋新政、随意强征国脚去军训、中性名改革……　　当行政管理和职业化出现矛盾时，牺牲的总是后者，因为权力更大。

长此以往，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民间资本自然畏而却步。　　房企不景气，不玩足球了，其他企业为什么不来？我投资足球，随时可能因为政策层面的干扰而利益受损，我为什么要投？　　为什么投资人长年呼唤中超职业联盟成立？就是为了获得联赛运营权、规则制定权，减少行政权力的干扰，把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，以获取更大利益回报。　　管理者要做的本该是搭好框架，其他的让市场参与者自行决定。只不过，凡涉及到分走权力，总是最难的事情，也是中超联盟至今处于“筹备”状态的原因。

　　管理者搭台，俱乐部唱戏，但唱戏的却不是主角，怎么唱要由搭台子的说了算，岂不怪哉。如今没人再愿来唱戏，是因为这台没搭好，还时不常的拆台。　　老一辈著名影星赵丹说，“管的太具体，文艺没希望”。

　　这句话，把文艺换成足球亦然。　　（李普利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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